编者按2022年“对话佳作”共推出45篇推送， 访谈内容涵盖如何关注选题、如何进入选题、如何利用数据、如何拓展研究等问题。从本期开始，版块整合2022年访谈中的共性话题，通过不同学者对同一问题的多样化思考，以实现“博观而约取”之效。本期的话题是“如何在田野中做学问？”（点击每节标题可阅读访谈全文）

访谈摘录

(资料图片)

陈那波、张程、李伟

Q：请您分享一下在实地调研中的感受和背后的故事，抑或是理性的学术思考，抑或是感性的调研感悟。

李伟：在电白的调研中，我在区委督查办和文电法规股实习了共五个多月，在这期间也去乡镇政府走访了将近一个月，接触的最多的就是日常程序性的办公文件。我的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基层政府内部确实有很多没有什么实际工作意义的文件在上下层级之间流转着。这些文件不仅是上级政府在生产，下级政府也在生产，所以不仅下面的工作人员在抱怨文件工作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上级政府，甚至区领导都会说有批不完的文件、有一些甚至是不必要报上来的文件。这还是在2019年被定为基层减负年的背景下出现的情况，所以精简文山会海，为基层减负可能不是一项单独的政策设计所能实现的，如果不对基层考核、问责等制度进行系统的改革，精简文件本身也会被科层所吸纳，成为一项行政性任务，反而增加基层的负担。

张程：在电白的调研中，我在区府办综合股实习了近2个多月，区府办综合股是政府文书信息的重要流转中枢，每日各种类型的文件信息于此发生着上传下达与编撰修改，科层序列在这里以文件的形式进行互动。因此，这是一个相对合适的视角来观察研究中国情境下的“文件治理”。同时，也因为该部门的独特性，不同于具有执法权、经常开展相对复杂治理任务的职能业务部门（如城管部门、公安部门、环保部门等），以往研究中关注事件起承转合的“运动式治理”在此是相对罕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区府办这种类型的科层机构，关注日常的组织惯例、过程性的互动行为反而是更加重要的，这有助于我们从组织过程的视角来切入观察，并理解政府科层运作机制与地方政府行为。

张芳

Q：本研究涉及中国、德国和印度三个国家，您是如何进行田野调查的，遇到了哪些困难，是如何克服的？

张芳：为了支撑这篇文章，我在中国、德国、印度分别进行了一个月左右的田野调查，主要是访谈涉足可再生能源投融资的核心主体，包括政府可再生能源发展负责部门、国有开发银行、商业银行、其它投融资机构和可再生能源企业等。其中挑战度最大的是德国、印度的调研，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去过这些国家，不会本土语言，而且这些国家是强关系网络社会，一般需要强有力的推荐才能接触到访谈对象。在去之前，我的导师还有朋友们都给了我一些朋友的联系方式，但是更多的访谈对象需要我到了当地之后想办法滚雪球。到德国和印度之后，我几乎是绞尽脑汁，每次访谈结束都会追着他/她推荐新的访谈对象，同时游走在多个行业机构、会议、查找各种新闻或者媒体信息搜寻潜在访谈对象的邮箱或者电话去陶瓷，虽然很多邮件和电话都石沉大海，但是偶尔也有意外的收获。在去印度调研之前，我的印度同学跟我说，三个星期我能在印度做10个左右的访谈就应该很成功了，最后我做了25次较高质量的访谈，特别满意。每个国家都很有特色，有些特殊性的挑战，比如我在印度的出行。我是待在印度德里，很多出租车司机都只会印度语，不会英语，所以根本没办法跟司机进行语言沟通，完全靠优步打车软件。但是印度的发展大概是二十多年前的中国，整个新德里的城市都在快速扩展，有的地方因为刚建立起来，所以地图上都还没有这些地方的门牌号，而且街道特别密集，定位不准确，每次找起来都特别费劲儿。我记得有一次去一个访谈地址，我找了将近两个多小时，才在一个隐蔽的角落找到，不过还好访谈对象非常友善，最后还是挤出时间跟我谈了一个多小时。

吕孝礼

Q：本文提到“据笔者观察,在青年学生和学者与精英被访者的对话中,有的时候访谈者感觉沟通很好,但事实上并未触及管理现象的本质。”对于访谈过程中访谈者如何引导受访者深入话题实质，您有哪些经验能够分享？

吕孝礼：正像在文中指出的，造成上述问题往往不是访谈“技”的层面的原因，本质上是知识和信息不对称。这往往需要青年学生和学者从日常做起，长期追踪政策领域实践的进展，增强对政策领域实践的理解。知易行难，并非所有研究者都能坚持下来。在初步尝试的阶段，访谈者无法识别“质”，发生被受访者带着走的情况也很正常，需要在不断试错中总结提升。随着对领域了解走向深入，鉴别受访者是否谈及现象本质的能力会逐渐增强。

赵益民、金毅

Q：本文基于扎实的访谈研究和文本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您是如何考量和选定深度访谈参与者标准的？在整个过程中您遇到过哪些困难，又是如何解决的？

赵益民、金毅：这项研究的确不太好着手。2020年，成都的地摊区域非常之多，我们研究的时间相对有限，因此作为非本地居民要确定可能的研究区域、要和潜在可能的对象建立起信任关系并进行访谈并不容易。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成都本地的朋友帮了大忙，他们既是初步访问的对象，也引导我们前往一些他们熟悉并且认为具有代表性的区域展开观察并进行研究，在有初步印象后，再通过更多的简短询问（不是长时间的正式访谈）、观察和文本、报道研究来调整和强化相关认识。在建立起这样的互信之后，我们才进一步开展了一些比较正式的深度访谈。同时，借助作者之一（赵益民）指导大学生创新计划的契机，我们也与基层的城市管理部门进行了座谈，并由此获得了另一个重要维度的信息。

当然，田野过程也需要一些偶遇，但我们认为在各种情境具备的条件下，如果在田野里多“泡”上一段时间，类似的“偶遇”可能又是必然发生的（可以参考赵益民在2017年的一篇论文中对“相遇的辩证法”所做的论述），文中详细描述了在青羊区和金牛区交界处观察到的城管执法实践，这就是一个偶遇的例子。虽然是偶遇，但通过对很多摊贩的询问，我们也了解到类似的实践并非孤例，而是在当时的政策环境下在成都普遍存在的现象。这样的信息交叉验证也保证了偶遇和观察所具有的学术分析的效力。

Zhao, Y., 2017. “Space as method: Field sites and encounters in Beijing’s green belts.” City, 21(2), 190-206.

黄扬

Q：本文的田野调查非常深入，请问您在校外培训机构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又是怎样解决的？

黄扬：“进入难”是很多田野研究者都会经历的坎。此处的“进入”并非指接触目标群体或进入调研现场，而是当我们借助导师引荐、熟人介绍、公开招募等各种途径进入田野后，要如何取得调研对象的信任、走入对方的内心。田野调查具有效度高和直观性强的优点。但在信任还不足时，这些优点将会大打折扣。例如，当我初到某地教育局进行驻点调研时，局领导便授意督学带着我到中小学校转转，以了解当地课后服务的进展。然而，走访的选点却清一色是资源集中的优质学校。同时，在我初来乍到的一段时间里，科室领导也有意让我参与优秀案例的整理和典型材料的撰写。这便是在信任感还不足的情况下，研究者被有意带入“人造盆景”和“真相局部”的一个缩影。另外，在开展这项研究的初期，我通过朋友的“滚雪球”介绍，与更多的教培机构取得了联系。尽管多数教培人员愿意交流，但一旦问及敏感问题，如无证机构“隐形变异”的经营行为时，受访者往往会停止交流或顾左右而言它。

关于信任的建立，我认为时间本身是最好的“解药”。当然，做好以下几点也有助于加速这一进程：一是寻找田野中的“守门人”（Gatekeeper）。田野研究经典作品《街角社会》的作者威廉·怀特，便是在街头领袖多克的引荐之下，才被贫民窟的底层青年真正接纳。同样的，如果我们能在调研场所或目标群体中找到中间人，如某个在目标单位工作的师兄师姐、亲朋好友，那信任的建立可能会事半功倍；二是与目标群体建立研究之外的关系。如通过挖掘共同爱好、分享生活话题、适当给予对方帮助，都有助于我们和对方更好地交心；三是选择熟悉的环境。如在满足研究需要的前提下，可以选择家乡作为田野调查所在地。与研究对象讲同种方言，有生活共识，会无形间拉近彼此的距离。同时，这也有助于我们找到田野守门人和建立非正式关系。四是将“共情”（Empathy）带入田野。即在与对方的交流中能够将心比心、换位思考，真诚地去贴近、理解对方眼中的事实。当对方切实感受到你是“懂我的”，那自然也愿意向你吐露更多的心声。

安永军

Q：本文的田野调查非常深入，请问您在热线服务机构进行调研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是怎样解决的？

安永军：这篇文章是基于我在北京四五个街道乡镇的田野调研写成的，我的田野调研功底受益于我在华中村治团队接受的博士训练，我们叫饱和经验法，就是通过大量的田野调研来训练对经验的进入能力和理解能力，我博士期间大概进行了400多天的驻村田野调查，积累了田野调研的经验，这种饱和训练让我能够跳出“概念”的窠臼，进入到经验本身的逻辑中去，并且比较精准地把握住经验中的重要问题，从经验出发提问题，再把它转化成学术问题。调研过程还是很顺利的，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是要赢得基层干部的信任，我的一个办法就是告诉基层干部，学者的研究是独立的，我们跟基层政府和上级政府同时保持接触，能够充当二者之间的传声筒，所以大多数时候基层干部都能够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且我们的田野调研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不是事先带着问题下去，而是在听调研对象讲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基层干部讲的很多痛点问题常常能够让我们产生触动，并在触动之中发现和找到值得深入思考的真问题，再围绕着这些问题进一步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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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苏芮

审校：对话佳作版块团队

标签： 田野调查 可再生能源 一段时间